战玉冰（章静绘）
复旦大学中文(wen)系青年副研究员(yuan)战玉冰长期关注(zhu)类型文(wen)学与(yu)电影，著有《现代与(yu)正义：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》（上海社会(hui)科学院(yuan)出版社，2022年）和《民国侦探小说史论（1912-1949）》（中国社会(hui)科学出版社，2023年）。而(er)在最新出版的《福尔摩斯中国奇(qi)遇记》中，他将目光(guang)投向了福尔摩斯这个最为(wei)著名的侦探形象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，向读者展现了晚清民国时(shi)期中国作家是如何“戏仿”福尔摩斯小说的。在接受《上海书评》专访时(shi)，他为(wei)我们回顾了晚清民国时(shi)侦探小说作为(wei)舶来品，逐渐完成(cheng)本(ben)土化的历程。
《现代与(yu)正义：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》书封
《民国侦探小说史论（1912-1949）》书封
《福尔摩斯中国奇(qi)遇记》书封
您在《现代与(yu)正义：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》的“后记”中提到，自己“做学术，像侦探一样”，该怎样理解这句话？
战玉冰：我觉得这可以分三个层面(mian)来说。我之所以会(hui)研究侦探小说，最初肯定(ding)是因为(wei)阅读上的兴(xing)趣爱好。但(dan)我也不是只喜欢侦探小说，比如科幻、武侠、恐怖小说，我也都(dou)很(hen)喜欢。
然后，我在博士阶段进入中国现当(dang)代文(wen)学研究这个领域之后，对(dui)学术研究的兴(xing)趣已然远远超过了对(dui)侦探小说本(ben)身的兴(xing)趣。具体而(er)言，我的最终研究理想是想通过侦探小说，或(huo)者说把侦探小说作为(wei)方法，来把握二十(shi)世纪中国走向现代与(yu)革命的发展历程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，侦探小说与(yu)中国的政治、经(jing)济、文(wen)化都(dou)产(chan)生了不同程度的关联。我目前已经(jing)出版的《现代与(yu)正义：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》和《民国侦探小说史论（1912-1949）》两本(ben)书关注(zhu)的还是晚清民国阶段，这一时(shi)期的侦探小说构成(cheng)了我理解中国文(wen)学古今演变，与(yu)中国都(dou)市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个切入点。而(er)我现在手(shou)头正在展开(kai)的研究是关于(yu)1950至(zhi)1970年代的反特小说，这和社会(hui)主义革命政治，以及“冷战”历史都(dou)有着(zhe)高度的关联性。之后还有1980年代以来的公安文(wen)学、悬疑推理小说、影视剧，一直到现在的悬疑类网(wang)文(wen)。每个时(shi)代，侦探小说都(dou)以不同的面(mian)貌和方式参(can)与(yu)到二十(shi)世纪中国的国家建构历程之中，这其实是我更关心的问题(ti)。
而(er)我做博士后和现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很(hen)大一部分内容是在比较文(wen)学与(yu)世界(jie)文(wen)学这一块。这也促(cu)使我去尝试超出国族历史的框架，在更具普遍意(yi)义的“现代”视野下，把名词“侦探”作为(wei)现代理性主体人格(ge)的典范，把动词“侦探”作为(wei)现代人处(chu)理自我与(yu)知(zhi)识、自我与(yu)外部世界(jie)之间(jian)关系的基本(ben)实践方式，想要借此(ci)获(huo)得更加深刻的理解，并拓展未来研究的可能性。这或(huo)许是“做学术，像侦探一样”这句话更深层次的意(yi)义。
相较于(yu)科幻小说、武侠小说的研究，侦探小说的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(chu)？
战玉冰：我觉得科幻、武侠、言情、侦探，不同的文(wen)学类型所提供的东(dong)西是不大一样的。科幻小说更多涉及乌托邦或(huo)者恶托邦想象，本(ben)质上是一种(zhong)政治小说。武侠小说提供的更多是一种(zhong)世界(jie)观，通过虚(xu)构一个江湖或(huo)者武林的世界(jie)，来想象侠客作为(wei)一种(zhong)主体人格(ge)类型，并赋予其基本(ben)的行为(wei)逻辑。言情小说主要围绕的是人与(yu)人之间(jian)的关系或(huo)者说情感模式。而(er)侦探小说主要提供的是一种(zhong)叙事动力，悬疑也好推理也罢，核心都(dou)是一种(zhong)推动故事展开(kai)的力量。所以侦探小说可以和前面(mian)几(ji)种(zhong)文(wen)学类型彼此(ci)嫁接，比如武侠推理、科幻推理等等。
同时(shi)我觉得侦探小说高度的形式化，特别是中国早期侦探小说文(wen)本(ben)的单薄其实增加了研究的难度。我有一个“偏见”，就是往(wang)往(wang)越简单的文(wen)本(ben)，研究起来反而(er)越难，因为(wei)你的抓(zhua)手(shou)很(hen)少。现代主义小说看似形式复杂，但(dan)也相应产(chan)生了很(hen)多可以拆解这些形式的理论工具。在这个意(yi)义上，我也会(hui)觉得最难研究的文(wen)学类型就是笑(xiao)话，它的单个文(wen)本(ben)长度可能只有一两句话，你要怎么在里(li)面(mian)展开(kai)分析，打开(kai)解读的空间(jian)，这很(hen)考验研究者的水平(ping)。
您在书中引用本(ben)雅明的理论，说侦探只会(hui)诞生在城市里(li)。晚清、民国的侦探小说跟中国现代城市的兴(xing)起之间(jian)有怎样的关联，能请您谈(tan)谈(tan)吗？
战玉冰：其实不仅是中国侦探小说，全世界(jie)侦探小说最初的发展都(dou)是和现代都(dou)市的兴(xing)起密切相关。比如爱伦(lun)·坡将侦探杜宾放在巴(ba)黎，更不用说福尔摩斯与(yu)伦(lun)敦之间(jian)的密切关系。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发展最集中、最繁(fan)盛(sheng)的地方就是上海。当(dang)然这和上海作为(wei)现代都(dou)市，出版印(yin)刷业比较发达有关。而(er)且上海邻近江浙，历史上文(wen)化积淀也比较好，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作者和读者群体。
此(ci)外，侦探小说与(yu)现代都(dou)市之间(jian)更本(ben)质的联系正是本(ben)雅明借用爱伦(lun)·坡一篇小说题(ti)目所指出的“人群中的人”。在传统乡(xiang)土社会(hui)，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，人与(yu)人之间(jian)是彼此(ci)知(zhi)根知(zhi)底的，在这样的社会(hui)中是不需要侦探的。只有在现代都(dou)市中，我们对(dui)其他人的认识往(wang)往(wang)是当(dang)下的、片(pian)面(mian)的、暂时(shi)性的，甚至(zhi)可以说是空间(jian)化的。比如我可能只知(zhi)道(dao)一个人现在是和我同乘一辆公交(jiao)车的乘客，但(dan)他从哪里(li)来，之前干过什么，我完全不知(zhi)道(dao)。都(dou)市中人们丧(sang)失了对(dui)他者进行时(shi)间(jian)化认识的可能。而(er)侦探的技能，就是将空间(jian)的、此(ci)刻的、碎片(pian)化的认识，通过观察与(yu)推理，构建出一条时(shi)间(jian)的链条。福尔摩斯见到华生第一眼，就能知(zhi)道(dao)他“从阿富汗来”。而(er)具备这种(zhong)能力的侦探，就可以在现代都(dou)市的茫茫人海中，把那个隐藏在“人群中的人”找出来。
在您看来，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具备什么样的特点？
战玉冰：这里(li)面(mian)有两条主要的脉络。一条是从西方舶来的，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两大模式，福尔摩斯和亚森·罗苹，都(dou)经(jing)历了翻译、模仿、本(ben)土化改造(zao)的路径，对(dui)应的代表(biao)性作家就是程小青和孙了红。程小青的“霍桑探案(an)”系列，其中霍桑与(yu)包朗(lang)的关系，最初就是源自福尔摩斯与(yu)华生之间(jian)的“侦探-助手(shou)”关系。孙了红笔(bi)下的侠盗鲁平(ping)，很(hen)长一段时(shi)间(jian)里(li)都(dou)被(bei)称为(wei)“东(dong)方亚森罗苹”。
另一条是中国古代公案(an)文(wen)学的传统，比如《包公案(an)》《狄公案(an)》这些小说，题(ti)材上和侦探小说有相似性，本(ben)质上却有很(hen)大不同。我的看法是，从公案(an)小说的文(wen)学传统中，是不可能独立发展出现代侦探小说这种(zhong)类型的。像后来高罗佩的《大唐狄公案(an)》这样的作品，完全是用现代侦探小说的形式对(dui)传统公案(an)故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(zao)。而(er)晚清时(shi)期的中国侦探小说，其实是具有某种(zhong)公案(an)向侦探过渡的特点的，所谓“包拯与(yu)福尔摩斯交(jiao)接班”。比如吴趼人写过一本(ben)《中国侦探案(an)》，其中很(hen)多故事就是直接从《包公案(an)》中搬过来的，然后把原作里(li)面(mian)鬼神托梦、阴风指路的情节去掉，再加上一点侦探元(yuan)素(su)，就成(cheng)了现在这样一副很(hen)奇(qi)怪的模样。连吴趼人自己都(dou)说，这本(ben)书叫“中国侦探案(an)”可以，叫“中国能吏传”也可以。
然后我想说的一点是，从文(wen)学类型上来看，中国侦探小说是“舶来”的，不是本(ben)土文(wen)化中原生的。但(dan)中国读者最初接受侦探小说，却带有很(hen)深的传统文(wen)学阅读习惯(guan)。阿英就说过，中国人最早之所以那么喜欢福尔摩斯，就是因为(wei)侦探小说与(yu)武侠小说有“脉搏互通之处(chu)”。从后来中国读者接受西方侦探小说的情况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他们更喜欢福尔摩斯、亚森·罗苹这样带一点侠气的、身体性比较强的侦探形象，而(er)对(dui)办案(an)全靠(kao)“小小灰色脑细胞”的波洛，似乎就不那么喜欢。在1940年代，阿加莎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基本(ben)都(dou)写出来了，但(dan)当(dang)时(shi)我们长篇只翻译引进了《罗杰疑案(an)》和《东(dong)方快车谋杀案(an)》，前者是杂志(zhi)连载，后者出过一本(ben)小说单行本(ben)，但(dan)也都(dou)没有引起什么反响。
对(dui)晚清、民国的侦探小说，以及包含有侦探元(yuan)素(su)的各种(zhong)小说，您是怎么展开(kai)追溯(su)的？
战玉冰：最开(kai)始还是从程小青、孙了红、陆澹盦这几(ji)位最重要的作家入手(shou)，系统梳理和阅读他们的创作、翻译、评论。然后通过一些周边文(wen)章和史料进入他们的朋友圈，比如“星社”“兰社”这些文(wen)学社团中的文(wen)人交(jiao)往(wang)与(yu)文(wen)学创作，这时(shi)就会(hui)发现刘半农(nong)、张天翼、戴望舒、吕思(si)勉、王度庐、袁寒云这些看似和侦探小说没什么关系的人，其实早年都(dou)写过侦探小说；接着(zhe)就会(hui)考察登载侦探小说的报纸杂志(zhi)，甚至(zhi)有很(hen)多专门(men)性的侦探小说刊物，比如《侦探世界(jie)》《大侦探》《新侦探》等；还有出版侦探小说的出版社，比如世界(jie)书局(ju)、大东(dong)书局(ju)、广益书局(ju)，其中还涉及“伪翻译”和盗版书等现象；此(ci)外还有侦探类电影，很(hen)多当(dang)时(shi)的侦探小说作家直接参(can)与(yu)到电影编剧的工作中，等等。包括这些侦探小说的翻译底本(ben)、封面(mian)设计、书中插(cha)图(tu)、版式标点，以及作家们的笔(bi)名、档案(an)、手(shou)稿和后续遭遇，也都(dou)是我现在会(hui)延伸关注(zhu)的内容。总归(gui)就是由点及面(mian)，慢慢拼(pin)凑，尽力还原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翻译、创作、生产(chan)的基本(ben)面(mian)貌，以及这些作者、翻译者、杂志(zhi)编辑和电影导演的人际(ji)关系网(wang)络及生平(ping)经(jing)历。
当(dang)然，这里(li)面(mian)其实缺少一个重要的维度——就是读者。侦探小说作为(wei)一种(zhong)通俗文(wen)学，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但(dan)限于(yu)资料的缺失，这部分内容很(hen)难还原，目前发现的一点材料我也是很(hen)珍视，总体上来说真的非常少。
您怎么评价(jia)这些晚清、民国侦探小说的成(cheng)就？
战玉冰：这方面(mian)可以先来说当(dang)时(shi)人的评价(jia)。晚清时(shi)期的知(zhi)识分子(zi)，是将侦探小说作为(wei)一种(zhong)“新小说”翻译引进的，比如林纾、周桂笙(sheng)，包括后来的程小青，都(dou)强调读侦探小说可以普及科学、弘扬法治，提高查案(an)水平(ping)与(yu)司(si)法效率(lu)，程小青后来一直将侦探小说视为(wei)“化装的科学教科书”。而(er)到了五四之后，侦探小说却成(cheng)了一种(zhong)“旧(jiu)文(wen)学”，和言情小说、武侠小说一起被(bei)划入“鸳鸯蝴(hu)蝶派”文(wen)学之中，甚至(zhi)经(jing)常被(bei)拿(na)来和黑幕小说一起批(pi)评。这种(zhong)认识上的巨大变化，前后不过相隔十(shi)几(ji)年的时(shi)间(jian)。
我们现在来看这些赞誉或(huo)者批(pi)评，平(ping)心而(er)论，当(dang)初认为(wei)侦探小说能够提升国民素(su)质的说法显然陈义过高了，侦探小说不具备这么重要的教育意(yi)义和社会(hui)价(jia)值。这里(li)面(mian)其实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(wu)区，就是西方是先有了理性、科学、法制的现代社会(hui)环境(jing)，然后在这种(zhong)文(wen)化土壤中发展出侦探小说这种(zhong)小说类型，而(er)不是通过侦探小说反过来帮助促(cu)成(cheng)这种(zhong)社会(hui)环境(jing)。如果我们把侦探小说视为(wei)一种(zhong)带有理性价(jia)值的文(wen)学类型，那么这里(li)的理性不是一种(zhong)改造(zao)社会(hui)的工具，而(er)是一种(zhong)消闲娱乐的“玩具”，它是一种(zhong)思(si)维的游(you)戏。大家喜欢读侦探小说主要还是因为(wei)刺激、有趣、好玩，结局(ju)出乎意(yi)料。而(er)后来新文(wen)学阵营对(dui)侦探小说的批(pi)评又显得有点太过激进和严肃(su)了，当(dang)然放在当(dang)时(shi)那种(zhong)启蒙与(yu)救亡都(dou)很(hen)紧迫的时(shi)代环境(jing)中，这些批(pi)评声音的出现也可以理解。
如果以今天阅读推理小说的审美标准来看，我觉得晚清民国时(shi)期可看的作品并不很(hen)多，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关于(yu)中国侦探小说粉丝“考古”的乐趣。比如第一次出现“放大镜”、第一次出现“定(ding)时(shi)炸弹”、第一次出现“列车时(shi)刻表(biao)”等等。此(ci)外，这些作品今天更重要的意(yi)义还是在于(yu)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小说来理解当(dang)时(shi)社会(hui)历史文(wen)化的发展，比如舞厅空间(jian)、都(dou)市生活、罪案(an)类型、正义想象、文(wen)学生产(chan)、文(wen)化传播等问题(ti)。
具体聊(liao)聊(liao)晚清民国时(shi)期对(dui)侦探小说的翻译引进吧，比如福尔摩斯系列。
战玉冰：福尔摩斯小说的翻译引进最早是在1896年，张坤德在《时(shi)务报》上首(shou)次翻译了《英包探勘盗密约案(an)》（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《海军协定(ding)》）。这里(li)面(mian)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坤德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文(wen)学翻译，他在1895年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时(shi)曾(ceng)担任中方文(wen)件草约的翻译工作，后来则投身律师馆，成(cheng)为(wei)一名专业的法务翻译。而(er)他翻译侦探小说，更多是出于(yu)一种(zhong)机缘巧合(he)。甚至(zhi)当(dang)时(shi)发表(biao)这篇侦探小说翻译的《时(shi)务报》，也并非一份文(wen)学刊物，而(er)是由黄遵宪、汪康年、梁(liang)启超等“维新派”人士创办的政论机关报。而(er)在一份政论性刊物上，经(jing)由一位法务方面(mian)的译者翻译引进了第一篇侦探小说，其中或(huo)许也有着(zhe)某种(zhong)偶然性之中的必(bi)然。也就是说，当(dang)时(shi)中国的知(zhi)识分子(zi)其实并不是将侦探小说作为(wei)纯粹消闲的文(wen)学读物来看待，而(er)是认为(wei)其具有普及现代法制、革新办案(an)手(shou)段、传播西方文(wen)明的时(shi)代价(jia)值。
但(dan)就是从这样一种(zhong)“机缘巧合(he)”开(kai)始，清末民初翻译和阅读福尔摩斯探案(an)的热潮却一发而(er)不可收拾。按照阿英在《晚清小说史》中的说法，“而(er)当(dang)时(shi)译家，与(yu)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，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。如果说当(dang)时(shi)翻译小说有千种(zhong)，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”。比如目前发现的中国本(ben)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《中国侦探：罗师福》，主人公侦探罗师福的名字就是“取(qu)师事福尔摩斯之意(yi)”。甚至(zhi)当(dang)时(shi)如谴责小说《老残游(you)记》、狭邪(xie)小说《九尾龟》这样的作品中，也都(dou)会(hui)出现把福尔摩斯作为(wei)一种(zhong)日常表(biao)达的“梗(geng)”来使用的现象。
在清末民初福尔摩斯小说翻译热潮的同时(shi)，陈景韩、包天笑(xiao)、刘半农(nong)也开(kai)始写福尔摩斯来中国探案(an)失败的“同人小说”。我最近编的《福尔摩斯中国奇(qi)遇记》，其中就收录(lu)了这些有趣的“戏仿”之作，不整理不知(zhi)道(dao)，原来当(dang)时(shi)中国作家“恶搞”福尔摩斯的小说竟然有这么多。
福尔摩斯探案(an)的这股翻译热潮，第一个高潮节点是1916年，中华书局(ju)出版了《福尔摩斯探案(an)全集》，收录(lu)翻译小说四十(shi)四篇。当(dang)然这个“全集”其实不全，我们知(zhi)道(dao)完整的福尔摩斯正典有六十(shi)篇，当(dang)时(shi)柯南·道(dao)尔还没有写完全部作品。但(dan)这个“全集”标志(zhi)着(zhe)对(dui)此(ci)前翻译热潮中各种(zhong)重复翻译甚至(zhi)翻译混乱现象的一次整合(he)和规范。
1926年10月(yue)，世界(jie)书局(ju)又出版了《福尔摩斯探案(an)大全集》，收录(lu)小说五十(shi)四篇，基本(ben)完整，但(dan)还是不全。等到1934年“大全集”重排精装再版时(shi)，六十(shi)篇福尔摩斯小说终于(yu)第一次被(bei)完整地翻译和收录(lu)。
最后，可以补充说明的是，福尔摩斯在当(dang)时(shi)中国的翻译、引进和流行，不仅仅限于(yu)文(wen)学领域，还进入了传媒和商业领域。比如当(dang)时(shi)有一份小报名叫《福尔摩斯》。还有一个国产(chan)香烟品牌，也叫福尔摩斯牌香烟。这个香烟公司(si)还举办过一次征文(wen)比赛，让大家一起来写福尔摩斯和香烟主题(ti)的“同人小说”。
在具体的作品或(huo)者文(wen)学形象上，想请您继续谈(tan)谈(tan)西方侦探在中国是如何落地的。
战玉冰：这里(li)可以以另一个对(dui)晚清民国时(shi)期中国侦探小说影响颇大的系列——侠盗亚森·罗苹为(wei)例来谈(tan)。亚森·罗苹系列当(dang)然是法国作家莫里(li)斯·勒伯朗(lang)的创作，其中还有一点和福尔摩斯“叫板”的意(yi)思(si)在其中。
而(er)中国最早翻译亚森·罗苹小说是在1912年，由杨心一翻译，译名是《福尔摩斯之劲敌》（现在通常翻译作《福尔摩斯姗(pan)姗(pan)来迟》），我的感觉是当(dang)时(shi)中国译者和读者其实是看中了标题(ti)里(li)的“福尔摩斯”几(ji)个字，因为(wei)那时(shi)正是福尔摩斯在中国最火的时(shi)候。后来周瘦鹃(juan)翻译了不少亚森·罗苹小说，他在当(dang)时(shi)的通俗文(wen)学界(jie)，显然有着(zhe)更大的影响力，手(shou)里(li)掌(zhang)握着(zhe)好几(ji)份重量级的杂志(zhi)。直到1925年4月(yue)，上海大东(dong)书局(ju)出版了二十(shi)四册的《亚森罗苹案(an)全集》，是一个堪比“福尔摩斯全集”引进的翻译大事件。
与(yu)此(ci)同时(shi)，中国古代也有“侠盗”文(wen)学的传统，比如宋(song)四公、“我来也”。“三言二拍”等传统小说里(li)有很(hen)多侠盗偷了官府库银，散发给穷人的故事。当(dang)时(shi)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基本(ben)上是借着(zhe)对(dui)中国古代侠盗的认识来理解亚森·罗苹的，所以后来张碧(bi)梧、柳村任、孙了红笔(bi)下的“东(dong)方亚森罗苹”形象往(wang)往(wang)都(dou)更带有一种(zhong)传统且朴素(su)的正义观念，和法国小说原著中亚森·罗苹“游(you)戏人间(jian)”的气质非常不同。在抗(kang)战爆发后，这些中国“侠盗”往(wang)往(wang)又被(bei)赋予了爱国的精神品质。比如在《蓝色响尾蛇》等小说中，孙了红笔(bi)下的“侠盗”鲁平(ping)的主要对(dui)手(shou)就是日伪间(jian)谍(die)和他们的爪牙。
到了1945年之后，郑小平(ping)写了“女(nu)飞贼黄莺(ying)”系列，相当(dang)于(yu)是一个女(nu)版“侠盗”的形象。在这个系列小说中，作者为(wei)了强调科学性，当(dang)他写到黄莺(ying)可以轻松翻墙上屋时(shi)，会(hui)特意(yi)回避传统武侠小说的套路，而(er)强调黄莺(ying)进行过体操训练，是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(cheng)这些“高难度”动作的。后来黄莺(ying)系列南下香港，开(kai)创了“珍姐邦”（Jane Bond）系列电影，也就是女(nu)性邦德题(ti)材的动作片(pian)，后续影响很(hen)大。
从法国来的亚森·罗苹，结合(he)中国传统侠盗人物形象，再经(jing)历抗(kang)战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，以及后来香港电影的改编和发展，我觉得这个侦探小说人物形象不断本(ben)土化的过程，还是很(hen)有意(yi)思(si)的。
在您看来，彻底完成(cheng)侦探小说本(ben)土化的，有哪些代表(biao)性的作家？
战玉冰：我觉得有几(ji)条不同的本(ben)土化路径，比如程小青的“霍桑探案(an)”和孙了红的“侠盗鲁平(ping)”，最初虽然都(dou)是学习和模仿西方侦探小说作品，但(dan)后来其实都(dou)基本(ben)上完成(cheng)了本(ben)土化改造(zao)。程小青笔(bi)下的霍桑就被(bei)赋予了儒、墨(mo)两家的精神品质，同时(shi)又坚信现代科学，有一种(zhong)传统文(wen)人与(yu)现代知(zhi)识分子(zi)相统一的人格(ge)特征。
孙了红是我比较关注(zhu)的作家之一，他在1940年代的“侠盗鲁平(ping)”系列写得非常好，远远超出了莫里(li)斯·勒伯朗(lang)原有的人物框架设定(ding)。孙了红笔(bi)下的鲁平(ping)富有侠义精神，却不太得志(zhi)。他经(jing)常能够成(cheng)功惩罚那些投机倒把的奸(jian)商，获(huo)得他们的财产(chan)，但(dan)这些钱又基本(ben)都(dou)被(bei)他拿(na)去赈济穷人，导致他自己手(shou)中并无余财，抽的也是最劣等的土耳其纸烟。这样一种(zhong)小说人物的穷困状态其实和作家本(ben)人的经(jing)济状况有关。孙了红可以说是1940年代最畅销(xiao)的作家之一，他的《蓝色响尾蛇》在《大侦探》杂志(zhi)连载时(shi)，因为(wei)太受欢迎，导致第一次连载的杂志(zhi)反复加印(yin)，依旧(jiu)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。后来在最后一次（第八(ba)次）连载结束后，杂志(zhi)又重新登出了小说第一次连载的内容。所以我们现在翻这本(ben)杂志(zhi)，就能看到一本(ben)杂志(zhi)中把小说开(kai)头登了两遍，这是一个很(hen)特别的现象。但(dan)就是这样流行的作品，作家本(ben)人却非常穷困潦倒，有病没钱治，基本(ben)生计都(dou)成(cheng)了问题(ti)。到了1950年代，孙了红更是处(chu)于(yu)近乎消失的状态。我最近在上海图(tu)书馆祝淳翔老师的帮助下，重新找到了他1950年代的一部连载小说《绿色之烛》，打算整理出来，让它重新和读者见面(mian)。
此(ci)外，还有赵苕狂、朱秋镜、徐卓呆等人进行的“滑稽侦探小说”写作，就是写一些不靠(kao)谱的、失败的侦探人物。这种(zhong)带有喜剧风格(ge)的“反侦探”写作国外也有不少，但(dan)赵苕狂、徐卓呆他们更多将其和中国本(ben)土的滑稽小说、民间(jian)故事、笑(xiao)话段子(zi)相结合(he)，产(chan)生了另一种(zhong)本(ben)土化的文(wen)学实践结果。
最后，可以说一点晚清民国时(shi)期“未完成(cheng)”的本(ben)土化工作。我们知(zhi)道(dao)欧美1930、1940年代一方面(mian)开(kai)始了侦探小说的“黄金时(shi)期”，出现了阿加莎·克里(li)斯蒂、埃勒里(li)·奎因等作家；另一方面(mian)出现了所谓“美国革命”，比如达希尔·哈(ha)米特和雷蒙德·钱德勒的“冷硬(ying)派”侦探小说。而(er)当(dang)时(shi)中国的侦探小说，也有一点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，但(dan)仅仅处(chu)于(yu)萌芽状态。比如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侦探小说“大头侦探案(an)”中，也出现了“案(an)发现场图(tu)”与(yu)“登场人物表(biao)”这样一些欧美“黄金时(shi)期”侦探小说中常见的形式，其实当(dang)时(shi)奎因的《希腊(la)棺材之谜》和《罗马帽(mao)子(zi)之谜》都(dou)已经(jing)翻译过来了。同时(shi)当(dang)时(shi)比如《红皮(pi)书》杂志(zhi)，其封面(mian)设计和美学风格(ge)明显模仿自美国《黑面(mian)具》一类的通俗杂志(zhi)。只可惜这些对(dui)西方侦探小说最新发展进度的接受和学习，后来并没有进行下去。我们之后转向翻译和学习苏联的惊(jing)险反特小说，那就是另外一段历史故事了。
最后来聊(liao)聊(liao)创作了“霍桑探案(an)”系列的程小青吧。其实，之前已经(jing)有了不少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了。我很(hen)好奇(qi)，您会(hui)怎样评价(jia)其人及作品？
战玉冰：在民国时(shi)期，程小青的“霍桑探案(an)”系列小说在各大报刊杂志(zhi)上发表(biao)，并先后结集成(cheng)数十(shi)种(zhong)单行本(ben)出版，作品数量之多，创作时(shi)间(jian)之长，覆盖刊物范围之广，在当(dang)时(shi)的侦探小说作家中无出其右。其中1941-1945年由世界(jie)书局(ju)陆续出版的《霍桑探案(an)全集袖珍丛刊》为(wei)集大成(cheng)，该套丛书于(yu)1946年全部出齐，共三十(shi)册，收录(lu)侦探小说七十(shi)四篇，总计约二百八(ba)十(shi)万(wan)字，为(wei)民国时(shi)期中国本(ben)土侦探小说创作出版的“最大规模工程”，也收录(lu)了程小青“霍桑探案(an)”中的大部分作品。
但(dan)我想补充说明的是，程小青不仅是民国时(shi)期最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，也是当(dang)时(shi)最重要的侦探小说翻译家。他不仅翻译过福尔摩斯探案(an)小说，还译介了大量欧美“黄金时(shi)代”的侦探小说名家名作，比如《希腊(la)棺材》（今译《希腊(la)棺材之谜》，作者埃勒里(li)·奎因）、《绅士帽(mao)》（今译《罗马帽(mao)子(zi)之谜》，作者埃勒里(li)·奎因）、《金丝雀(que)》（今译《金丝雀(que)杀人事件》，作者范·达因）、《花园枪声》（今译《花园杀人事件》，作者范·达因）、《古剑记》（今译《罗杰疑案(an)》，作者阿加莎·克里(li)斯蒂）、“陈查礼侦探案(an)”（今译“陈查理侦探案(an)”，作者厄尔·比格(ge)斯）等。甚至(zhi)程小青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的数量已经(jing)远远超过了其“霍桑探案(an)”系列小说创作出版的数量，为(wei)当(dang)时(shi)的中国侦探小说读者与(yu)作者拓宽了眼界(jie)。
此(ci)外，程小青还担任过《侦探世界(jie)》《新侦探》《红皮(pi)书》等多种(zhong)侦探杂志(zhi)的编辑、顾问或(huo)主编工作。长期致力于(yu)写作侦探小说评论与(yu)研究类文(wen)章。他还将自己的多部侦探小说改成(cheng)电影剧本(ben)，并最终上映。此(ci)外，程小青还一度投身于(yu)美国侦探学与(yu)犯罪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中，为(wei)自己的侦探小说创作增添了理论基础(chu)。我们看他的一些作品，能明显感受到他研究过切萨雷·龙勃罗梭的犯罪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。我觉得程小青之于(yu)中国侦探小说这项(xiang)文(wen)学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，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者这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