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安帝元初六年（119年），邓太后下诏“征和帝弟济北、河(he)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，又邓氏近亲子弟三十余人，并为开邸第，教学(xue)经书，躬自监(jian)试。尚幼者，使置师(shi)保(bao)，朝夕入宫，抚循诏导，恩(en)爱甚渥”。邓太后对邓氏子弟的爱护，集中在“近亲子弟”身上，疏远者不在此列。有意(yi)思的是，她对刘氏宗室子女的爱护，同样有差别。
汉章(zhang)帝育有八子，分别为清河(he)王庆，和帝，济北王寿，河(he)间王开，千乘王伉，平(ping)春王全(quan)，城阳王淑，广宗王万岁。到元初六年时，千乘、清河(he)、济北、河(he)间四王均有后代在世(shi)。但是，邓太后却只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的子女入京。
千乘王的情况比较特(te)殊。千乘王伉及其子宠“父子薨于京师(shi)，皆(jie)葬洛阳。子鸿嗣，安帝崩，始就(jiu)国”。既然(ran)刘鸿在安帝崩后“始就(jiu)国”，且此前的千乘王父子都葬在京师(shi)，则刘伉、刘宠、刘鸿三人似(si)均未就(jiu)国，一直住在洛阳，邓太后自然(ran)不用征召他们。至于清河(he)王这边，次子祜已被(bei)立为安帝。至元初六年时，其二子虎威、常保(bao)早已亡故，但延平(ping)继嗣为王，仍然(ran)在世(shi)。此外，清河(he)王庆尚有数位女儿，其中不乏(fa)年幼者。那么，邓太后为何不将清河(he)王的后代征召至京呢？
这要从安帝即位之(zhi)事说起。元兴元年（105）冬(dong)十二月，和帝崩。和帝留有二子，长子胜(sheng)，次子隆(long)，均非邓太后所生。邓太后择立少子刘隆(long)，是为殇帝。邓太后临朝称(cheng)制。延平(ping)元年（106年），刘胜(sheng)被(bei)封为平(ping)原王。邓太后舍胜(sheng)而立隆(long)，一则“以皇子胜(sheng)有痼疾，不可奉承宗庙”，再则“贪殇帝孩抱”，自己可以名正言(yan)顺地控制朝政。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
延平(ping)元年八月，殇帝夭折。臣(chen)僚们以为刘胜(sheng)的疾病并不严重，于是纷纷属意(yi)于他。不过，既然(ran)此前抛弃了刘胜(sheng)，此时若再行立之(zhi)，恐怕会引起他的怨恨，邓太后不能再作此想。而且，她对刘隆(long)能支撑多久，起初心里(li)并无把握，故而预(yu)先作了准备(bei)。当殇帝即位之(zhi)初，和帝的三位兄弟清河(he)、济北、河(he)间三王各(ge)自回到封国，邓太后把清河(he)王的长子祜留在京师(shi)，“欲(yu)为储副(fu)”。未几(ji)殇帝崩，邓太后与其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(ce)禁中，以十二岁的刘祜为和帝之(zhi)嗣，是为安帝。
刘祜被(bei)立为帝，并不是偶然(ran)的。据说他居清河(he)邸舍时，舍中曾有神异之(zhi)象，且年少好学(xue)，为和帝所称(cheng)。这大概已使刘祜占据一定的优势。不过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“清河(he)王子年少，号精耳[聪]”，聪敏(min)固然(ran)重要，年少更重要。这样一来，邓太后可以继续控制朝政。
邓太后是东汉有名的贤主，被(bei)时人称(cheng)为汉之(zhi)“文母”。然(ran)而，太后临朝毕竟(jing)是皇帝幼弱时的非常之(zhi)举，事属权(quan)宜。永初三年（109年），刘祜十五岁。此年正月庚子，“皇帝加元服(fu)”，意(yi)味着安帝可以亲政视(shi)朝。郎中杜根、成翊世(shi)即上书请求太后归政。这触犯了忌讳，惹(re)得邓太后大怒，于是“收执根等，令盛以缣(jian)囊，于殿上扑杀之(zhi)”。杜根幸为人所救(jiu)，得以逃生，成翊世(shi)则坐抵罪。
邓太后为了能够专权(quan)，对安帝也(ye)颇为笼络。延平(ping)元年十月，清河(he)王庆薨，邓太后“赐(ci)龙旂九旒，虎贲百人，仪比东海恭王”。李贤注云(yun)：“旂有九旒，天子制也(ye)。”可谓备(bei)极哀荣。次年，邓太后又“分清河(he)为二国，封庆少子常保(bao)为广川王，子女十一人皆(jie)为乡公主”，对刘庆的儿女们同样照拂有加。及至永初三年，庆嗣子虎威薨，无子。邓太后又立乐安王宠子延平(ping)为清河(he)王，以奉其祀。此外，邓太后以族孙邓褒(bao)尚安帝之(zhi)妹舞阴公主，以弟邓弘为安帝授读《尚书》，以安帝皇后阎氏戚属为邓弘之(zhi)妻(qi)，这些都是邓太后拉近与安帝距离的手段。
然(ran)而，邓太后与安帝之(zhi)间还是产生了嫌隙(xi)。《后汉纪(ji)·孝安皇帝纪(ji)》云(yun)：“初，上少号聪明(ming)，故太后立之(zhi)，后有不可意(yi)”，所谓“不可意(yi)”即不称(cheng)意(yi)，表明(ming)邓太后对安帝已经心生不满。《后汉书·邓骘列传》说“帝少号聪敏(min)，及长多不德”，从安帝亲政以后的所作所为看，确(que)实多有“不德”之(zhi)举。不过，安帝与太后在归政问题上出现矛盾(dun)，可能才是后、帝之(zhi)间产生嫌隙(xi)的关键所在。安帝成年以来，对于亲政的愿(yuan)望自然(ran)也(ye)更为强烈。对于邓太后的专权(quan)，他可能也(ye)心存不平(ping)。安帝身边的亲近之(zhi)人，如乳母、妻(qi)子、外家等，或许还会在其中推波(bo)助(zhu)澜(lan)。如此以往(wang)，后、帝之(zhi)间产生嫌隙(xi)是不可避(bi)免的。
由此再看元初六年邓太后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之(zhi)子女入京，唯独(du)弃清河(he)王庆的后代于不顾，恐怕就(jiu)与后、帝之(zhi)间已生嫌隙(xi)大有关系。当然(ran)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。另(ling)一方(fang)面，如果联系到元初年间宫廷内的废立传闻，则邓太后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之(zhi)子女入京，似(si)尚有更深一层的用意(yi)。
安帝元初年间，宫中曾一度传闻安帝将被(bei)平(ping)原王刘得取代。《后汉书·孙程列传》记载：“时邓太后临朝，帝不亲政事。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，言(yan)欲(yu)废帝，立平(ping)原王德（得），帝每忿惧。”邓太后临朝时，李闰、王圣等人经常对安帝说，太后之(zhi)兄邓悝等人打算废他而立平(ping)原王刘得。这引起了安帝的忿恨与恐惧。《后汉书·邓骘列传》的说法略(lue)有不同：“及太后崩，宫人先有受罚者，怀怨恚，因诬告悝、弘、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，谋立平(ping)原王得。”则废立之(zhi)事乃由受罚之(zhi)宫人揭发于太后崩殂之(zhi)后。这两处记载并不矛盾(dun)。大概太后生前，废立之(zhi)事就(jiu)已在宫中私下流传，被(bei)小黄门李闰等人探知。及太后崩，安帝当政，众人已少有顾忌，受罚之(zhi)宫人遂将此事公开。
宫中所传邓悝兄弟欲(yu)行废立之(zhi)事，当非实情，确(que)可称(cheng)“谮”称(cheng)“诬”。邓悝兄弟贵为外戚，权(quan)倾一时，但擅(shan)行废立乃悖(bei)逆不道之(zhi)举，人臣(chen)岂(qi)敢轻易怀思。况且邓氏一门长期处于权(quan)力高(gao)层，饱经人事兴替，对于高(gao)处不胜(sheng)寒的政治风险，自有深切的体会。观其平(ping)日(ri)深自畏(wei)惕，言(yan)行谦让恭谨，所谓“功成身退，让国逊位”，谅亦不敢出此。不过，废立非寻常小事。无端捏造废立传闻，关乎性命，似(si)无人有此胆量。因此，李闰、王圣等人的说法，也(ye)不会是空(kong)穴来风。安帝成年以来，对于亲政的愿(yuan)望愈发强烈，由此引发与邓太后之(zhi)间的矛盾(dun)，导致(zhi)邓太后对安帝心生不满。在此情况下，邓太后打算废安帝而立平(ping)原王得，也(ye)是合(he)乎情理的。
邓太后有废立之(zhi)思，不免要征求邓氏兄弟的意(yi)见。因此，邓悝等人虽不敢擅(shan)行废立，但不代表他们不知情。这些情形被(bei)李闰等人探知，遂播弄于御前，引起安帝的忿恨与畏(wei)惧。最终，被(bei)推到前台的是邓悝兄弟，矛头指向(xiang)的却是邓太后。碍(ai)于邓太后的身份，且此时已经崩殂，李闰、王圣等人只能将罪名归到邓悝兄弟的头上。这样的移(yi)花接木，乃是出于政治斗争(zheng)的需要。
元初六年六月，处于废立传闻中心的平(ping)原王刘得亡故。恰在此年，邓太后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之(zhi)子女至京。这恐怕不是偶然(ran)的巧合(he)。明(ming)末清初的学(xue)者尤侗对此曾评论说：“（太后）既见安帝失德，后征济北、河(he)间以备(bei)不虞，此其先识远矣”，洵为有见。太后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王子入京，就(jiu)是为了废立作准备(bei)。可资类比的是，顺帝时皇后之(zhi)父梁商被(bei)宦官诬陷，罪名正是“欲(yu)征诸王子，图(tu)议废立”，可见皇帝在位时忽然(ran)征召诸王子进京，往(wang)往(wang)被(bei)认为是废立的前兆。因此，邓太后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子女入京，更深一层的用意(yi)，当是从中考察(cha)合(he)适的帝位人选。既然(ran)如此，安帝本为清河(he)王之(zhi)子，则清河(he)一系的延平(ping)不会在考虑(lu)之(zhi)列，且刘庆的下一代只剩下女儿们，自然(ran)也(ye)不必征召。
这些王子征至京师(shi)后，宫内确(que)实再度传闻有废立之(zhi)事。此次卷入旋涡的，是河(he)间王之(zhi)子刘翼。《后汉书·章(zhang)帝八王列传》云(yun)：“蠡吾侯翼，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、河(he)间王诸子诣京师(shi)，奇翼美仪容，故以为平(ping)原怀王后焉(yan)。留在京师(shi)。岁余，太后崩。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，云(yun)与中大夫赵王谋图(tu)不轨，窥觎神器，怀大逆心。”明(ming)末清初的王夫之(zhi)对邓太后多有批评，说她“视(shi)天位如置棋，任其喜(xi)怒”，其表现之(zhi)一便是“宠平(ping)原王翼，欲(yu)废帝而立之(zhi)”。王氏所说，于史书确(que)有以下线索可寻，一则，邓太后“奇翼美仪容”，说明(ming)她对刘翼特(te)为留意(yi)；再则，刘翼被(bei)封为平(ping)原王，继刘胜(sheng)之(zhi)嗣。刘胜(sheng)系和帝长子，本当继承帝位，却被(bei)封为平(ping)原王，嗣子刘得又是传闻要取代安帝之(zhi)人。如此一来，平(ping)原王就(jiu)成为最接近大统的位子；最后，及太后崩，王圣等人又称(cheng)刘翼等人图(tu)谋不轨，觊觎帝位。这些迹象表明(ming)，在所征召的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诸子中，刘翼确(que)曾是邓太后意(yi)中的帝位人选。
当然(ran)，邓太后终究没有废安帝而另(ling)立他人。废立乃动摇国本之(zhi)举，牵涉太广，风险极大，“非常人所及”。能行此事者必为如霍光、董(dong)卓般强圉果毅之(zhi)权(quan)臣(chen)，所废之(zhi)帝亦须即位日(ri)浅，根基(ji)未深者，且必待谋诸宰(zai)执、咨诸群臣(chen)而后方(fang)可。邓太后究为女主，施政近于仁义，与霍、董(dong)之(zhi)为人，终不可同日(ri)而语。她虽曾操(cao)纵过帝位人选，但与中途废立毕竟(jing)不同。其时安帝即位日(ri)久，法统已入人心，倘若邓太后擅(shan)行废立，恐会引起上下哗(hua)然(ran)，甚至可能激(ji)成大变。这个(ge)后果，邓太后不能不考虑(lu)在内。
而且，就(jiu)在永宁元年（120年）的春季，河(he)西的羌人与西域的车师(shi)后王先后兴兵作乱，好不容易才恢复平(ping)静的西北边疆，再度掀起波(bo)澜(lan)。这些外部的突发情况，同样会对邓太后的废立之(zhi)思有所牵绊。
羌人世(shi)居河(he)西，东汉以来陆续归降内迁。内迁的羌人被(bei)分散在诸多的郡县之(zhi)中，“皆(jie)为吏人豪右所徭役(yi)，积以愁怨”，时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。久而久之(zhi)，他们必然(ran)要与政府(fu)或豪强产生矛盾(dun)，爆发冲突。时值安帝永初元年（107年），朝廷派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等地的羌人征西域，结果羌人在途中多有叛亡，“诸郡各(ge)发兵徼遮，或覆其庐落。于是勒(le)姐(jie)、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，遂同时奔溃(kui)”。不久，滇零羌在北地郡自称(cheng)“天子”，并纠集武都、上郡等地羌人，“东犯赵魏，南入益(yi)州(zhou)，杀汉中太守董(dong)炳，遂寇抄三辅，断陇道”，朝廷对此竟(jing)无办法。直至元初二年（115年），负责征讨羌人的中郎将任尚接受虞诩的建议，利用骑兵与羌人征战，此举果然(ran)奏效。此后，邓遵等人率领(ling)南匈奴的骑兵，继续遵用此法，又派人刺杀羌人头领(ling)，于是羌人或遁或降，终于在元初五年（118）基(ji)本被(bei)瓦解。
就(jiu)在次年，邓太后即征召济北、河(he)间二王子女进京，考察(cha)继位人选，为废立作准备(bei)。显然(ran)，邓太后选择在这个(ge)时候重新考虑(lu)帝位的人选，其外部条件就(jiu)是持(chi)续十余年的羌乱平(ping)定，西北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固。
就(jiu)在邓太后犹豫(yu)不决之(zhi)际，西北地区的羌人再度兴兵。永宁元年春三月，上郡的沈氐种羌寇略(lue)张掖(ye)，当煎种大蒙饥五等趁乱寇略(lue)金城，西北地区有再度陷入羌乱的风险。十余年的羌乱已经使得朝廷空(kong)虚，人民疲敝，现在羌人再度寇略(lue)郡县，是否会重新兵连祸结？作为帝国的当政者，邓太后不能不将这个(ge)可能性考虑(lu)在内。
西域此时也(ye)不平(ping)静。经过班超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，东汉政府(fu)终于在西域建立起有效的统治。然(ran)而，继任西域都护任尚行事乖方(fang)，不能得到西域各(ge)国的支持(chi)。殇帝延平(ping)元年，西域各(ge)地起兵反对任尚，东汉政府(fu)改派段禧为都护，并且派兵前往(wang)平(ping)叛。次年即安帝永初元年，又派王弘率河(he)西羌人增援，结果发生前述的大规模(mo)羌乱。此后，朝廷一方(fang)面忙于平(ping)定羌乱，无暇西顾，另(ling)一方(fang)面认为西域过于遥远，难(nan)以有效控制，干脆弃之(zhi)不顾。于是北匈奴趁机役(yi)使西域诸国，不断骚扰汉帝国的西部边疆。
为了遏止(zhi)边害，元初六年，敦煌太守曹(cao)宗派遣行长史索班率领(ling)千余人屯兵伊吾，以招(zhao)抚西域诸国。此举得到部分呼应，车师(shi)前王与鄯善(shan)王主动来降。数月之(zhi)后，永宁元年三月，“车师(shi)后王叛，杀部司马(ma)”，一同遇害的还有索班。车师(shi)后王的此次行动，是在北匈奴的带领(ling)下实施的。这是北匈奴对东汉政府(fu)着手西域事务，分化西域诸国的回击。他们在杀害索班等人后，又东入敦煌等地，导致(zhi)“河(he)西大被(bei)其害”。假如北匈奴、车师(shi)再进一步(bu)，与羌人势力相联结，后果恐怕就(jiu)难(nan)以逆料(liao)了。
这些突发情况不能不使邓太后放缓废立的脚步(bu)，必须对此再作慎重的考虑(lu)。西北地区的不靖(jing)，如果再伴随着庙堂的动荡，引起内忧外困的交臻(zhen)，那时候就(jiu)更加难(nan)以措置。于是我们看到，紧接着的下个(ge)月，即永宁元年的夏四月丙寅，皇子保(bao)被(bei)立为皇太子。
刘保(bao)被(bei)立为太子，意(yi)味着国本已经底定，和帝——安帝——太子保(bao)的统绪得以确(que)立。两天后的己巳日(ri)，刘翼被(bei)封为平(ping)原王。君(jun)臣(chen)名分由此确(que)定。安帝的地位，暂时稳固了。不过，邓太后仍将刘翼留在京师(shi)近一年之(zhi)久，似(si)乎还留有余地，令人遐思。
当然(ran)，邓太后最终并未废安帝而另(ling)立他人。建光元年（121年）三月，邓太后崩。安帝得以亲理政务。距离邓太后葬毕仅隔(ge)一日(ri)，安帝就(jiu)追尊本生父母为孝德皇、孝德皇后，随后一举翦(jian)除邓氏宗族的势力，至五月丙申又“贬平(ping)原王翼为都乡侯”。这一切无不与此前的废立之(zhi)事有关。